【前言】

阿甲先生本名叫符律衡，也叫过符正，是很有名的戏曲创作家和表演艺术家。1937年他的家乡被日军占领后，这位文化人怀着报国热情，从江苏出发前往延安参加革命。

阿甲原本想去延安，但当时打仗到处都很乱，他只好顺着长江先到了武汉。结果找不到办法去延安，稀里糊涂地进了国民党的"技术培训班"。

阿甲进去后才发现，这个班里大部分都是逃难来的读书人和学生，根本学不到什么实用技术，主要就是听些抗日救国的宣传课。没过多久，这个所谓的"技术培训班"就改名叫"湖北乡村干部培训班"了。

阿甲得知山西有个"民族革命大学"正在招生，就主动离开训练班，去运城进了这所学校。在这里，他感受到浓厚的民主气息，还能经常听到延安传来的各种消息。

但阿甲还是天天惦记着要去延安，他觉得山西的阎锡山对革命不够真心，比不上共产党。可学校怕学生都跑光了，连风陵渡的渡船都给封了，就是不让大伙儿去延安。

最终，阿甲和几个同伴发现了一个偏僻的小码头，跟船夫磨了半天嘴皮子才同意载他们过河。过河时阿甲不小心掉进水里，幸好及时抓住船上的竹竿，这才挣扎着爬回船上，算是死里逃生。

【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，简历上写着国民党的身份】

过了黄河就到陕西韩城了。后来很多"民大"的学生都逃难过来。当时临汾已经被日军占领，听说运城也快守不住了。大家在这种艰难时刻能聚在一起，都特别开心。

后来，多数学生都从韩城出发去西安，在西安的办事处办好手续后，继续前往延安。阿甲经过不少波折，终于到达了他心心念念的革命圣地延安，心里特别激动。

1938年春天，阿甲来到延安。当时延安有抗日军政大学、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。他本来打算学习军事政治，去抗大最符合他的计划，但和他一起来延安的朋友们都建议他去鲁艺，毕竟阿甲擅长绘画。

阿甲琢磨了几天，最终打算报考鲁迅艺术学院的美术专业。那时候鲁艺就开设了四个科系：文学、美术、音乐和戏剧，而且办学环境特别简陋。

学校的饭菜挺简单的，大家分小组围在一起吃。因为凳子不够，同学们都蹲着吃饭。每顿饭基本就一个菜，用大盆装着端上来。主食通常是黄米饭、玉米面窝头或者面条。

虽然环境简陋，但这帮年轻人凑在一块儿，亲手挖窑洞、聊天说笑，气氛特别自在，每个人都对明天充满期待。

阿甲入学填资料时，毫不犹豫地写下了自己的国民党身份。他这么做有两个原因：一是他真心想跟着共产党走，觉得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，国民党太腐败了，让他很失望；二是他加入国民党后看了不少进步书籍，思想越来越认同共产党的主张。

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期间，阿甲和同学们除了上课，还经常合作创作抗日宣传画，主要用素描和速写来表现。虽然阿甲以前专攻国画，对素描不太熟悉，但他还是从零开始认真学起了这门新技法。

阿甲怎么都想不到，一次文艺演出竟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。那是在某个单位举办的晚会上，场地宽敞热闹，观众坐得满满当当。节目类型多种多样，既有抗战时期的经典歌曲，也有短剧表演，还有各种乐器的演奏。

阿甲会唱几句京剧，就用京剧里的"西皮流水"调子演唱了贺绿汀写的《游击队之歌》，歌词原封不动，但唱出了新鲜味道，赢得全场观众叫好，掌声响成一片。

就在这个机缘巧合下，阿甲开始经常受邀参加文艺演出。他和陶德康搭档演过《夜袭飞机场》，跟江青合作过《松花江上》，还和任桂林一起排练了《钱守常》。这些演出都是业余性质的，演员都是从各个单位临时抽调来的。

延安当时文艺演出很少，这些新节目特别受欢迎。没过多久，组织就把阿甲从美术系调到鲁艺话剧团，还让他把京剧当作一辈子的事业来做。

阿甲一开始很困惑：他离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延安，本来是想学习政治军事和革命理论。画画只是个人爱好，现在搞京剧好像偏离了最初的目标，而且"五四运动"对传统戏曲是持批判态度的。

阿甲琢磨了半天，突然想通了：戏曲本来就是老百姓爱看的表演艺术，现在把它改造一下，用来配合当下的争论需要，这不也是在为政治工作出力吗？

经过组织耐心劝说和开导，阿甲最终把京剧改革这项领导工作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没过多久，鲁艺实验剧团就成立了一个京剧小组，刚开始只有八个人，后来因为人员频繁调动，具体人数就变得不确定了。

延安的京剧表演有个鲜明特色：从诞生起就带有政治宣传性质。这里很少演传统老戏，大多数都是新编的现代戏，内容主要反映抗战时期和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故事。

比如《松花江》这个故事，说的是江边打鱼的百姓反抗恶霸收重税，而恶霸背后有日本鬼子撑腰，最后爆发了一场长期对抗。戏剧最重要的是把人物演活，只要角色塑造得真实生动，观众就会喜欢。

1938年秋天，鲁艺话剧系演出了《流寇队长》，音乐系和话剧系合作排演了《生产进行曲》，京剧组则准备了《松花江》。这三部戏当时特别受欢迎。到了1939年秋天，鲁艺正式组建了京剧研究团，由阿甲担任团长，罗合如担任副团长。

延安作为党中央的驻地，聚集了大量领导干部和学生，大家都特别喜欢看京剧演出。在杨家岭大礼堂表演时，台下坐的主要是中央领导，所以对演出节目的审查就没那么严格。

那段时间，日本飞机经常来延安轰炸，城里的礼堂都被炸塌了。但大家照样坚持排练节目，躲在山崖和石头后面练习。有时候人手不够，还会从别的系临时借调同学来帮忙，整个文艺活动的气氛特别热烈。

【阿甲和毛泽东的接触】

延安的文艺活动丰富多彩。有次毛主席到鲁艺讲解《红楼梦》，阿甲也去听了。这场讲座让他对这本名著有了不一样的理解。

毛泽东在杨家岭住的是新挖的三孔连通的窑洞。三间窑洞各有用途：一间睡觉、一间办公、还有一间用来吃饭休息。他有个特别的工作习惯——晚上办公白天睡觉。有次阿甲来找他，正碰上他在休息，屋里放着留声机的音乐。

留声机里正放着言菊朋和新艳秋合演的《梅龙镇》，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戏的唱法，夸这张唱片既好听又让人感到平静。

另一次，毛泽东观看了阿甲表演的新编抗日戏剧《钱守常》，非常欣赏。后来江青找到阿甲转达："主席见你身子单薄，特意嘱咐要给你些生活费。"

阿甲回应道："谢谢主席关心，不过给我钱我也用不上。"

后来，江青又取出一个小药瓶，说这是别人送给主席的营养品，名字叫"铜碘"，主席转送给你补身体。阿甲接过药带回去，到家才想起来没问清楚该怎么吃这个药。

那会儿刚好赶上西红柿大丰收，阿甲家里堆了好多。他一边啃西红柿，一边喝那个"铜碘"补药。没想到睡醒后鼻子直发痒，一摸才发现流鼻血了。估计是补过头了，要不就是不知道这补药不能跟西红柿一块儿吃，给吃冲着了。

另一次，阿甲和方华去毛主席家做客。方华常去王稼祥爱人朱仲丽那儿跳舞，偶尔也会去毛主席家。他们到的时候，毛主席正在吃饭，饭菜很朴素：一碗萝卜、一盘辣椒、一小碟炒鸡蛋。

毛泽东请两人来吃家常便饭，阿甲和方华没几下就把菜吃得精光。毛泽东用筷子轻轻敲了敲空碟子，笑着问："这菜还能再添点不？"警卫员站在一旁没搭话，阿甲和方华有点难为情，他们本是来看戏的，没想到先蹭了顿饭。

那天阿甲在杨家岭礼堂演出时，碰巧遇到正在散步的毛主席。两人闲聊时说起剧团的情况，阿甲简单汇报了几句。毛主席说的一句话让阿甲记了一辈子："政治上对同志要宽容，艺术上要严格要求。"

1939年，阿甲申请加入共产党。1940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，陈云专门来找阿甲谈入党的事。他们聊了整整一晚上，阿甲把自己的成长经历都详细说了一遍。通过这次谈话后，阿甲就顺利入党了。

阿甲以前加入过国民党，后来想参加共产党，按规定需要三个人介绍才行。他找了三位党员朋友帮忙推荐，接着参加了一个简短但郑重的入党宣誓，就这样正式成为了共产党员。

1942年初，鲁艺传来喜讯：贺龙将军部队的"战斗平剧社"要来延安，和鲁艺的京剧研究团队合二为一。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很兴奋，因为贺龙部队有两样拿手好戏，一个是篮球队，另一个就是这个"战斗平剧社"。

鲁艺评剧团和战斗评剧社合并后，延安平剧研究院就能分组演出了，可以到农村和部队去表演了。

1942年夏天到秋天这段时间，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。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：一是纠正主观主义思想来改进学习风气，二是消除宗派主义现象来改善党内作风，三是破除党八股习气来提升文风质量。

那天夜里，阿甲被叫到司令部问话。上头说他读过书、搞过政治活动，必须老实交代问题。可阿甲只是早年加入过国民党，既没做过间谍，也没干过任何坏事。这次审问什么都没问出来，最后决定把阿甲留在司令部继续接受调查。

一年过去后，阿甲重新回到延安平剧研究院上班。

当时毛泽东去党校做报告，平剧研究院的同志们都去听了。会场气氛庄重，毛泽东讲了很长时间。其中有几句话让阿甲记忆犹新："就像人身上扎了根刺，要把刺挑出来难免会伤到好肉。这次审干运动冤枉了不少同志，我是整风审干的总负责人，这个责任在我，现在我要向大家赔个不是......"

审干工作结束后，延安的氛围轻松多了，干部们又能欣赏传统戏曲表演了，阿甲也重新投入到京剧创作中。

【离开延安】

1945年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的大礼堂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开会期间，延安评剧院经常去杨家岭表演助兴，演出的剧目包括《三打祝家庄》等经典戏曲，为大家增添了不少欢乐。

没过多久日本就投降了，为了争取和平、戳穿美蒋假和谈的阴谋，中央决定让毛主席去重庆谈判。等毛主席从重庆回来，剧团去杨家岭演出时，大家在走廊里碰到了毛主席。

剧团的人都好奇地问毛主席："您去重庆的时候看京剧了吗？觉得演得咋样？"

毛泽东回应说："蒋介石陪我看了两天戏，第三天就没来了。他们技术比你们强点，但做人做事的气度不如你们。"

阿甲心里琢磨着，在延安演京剧主要是给领导、官兵看的，他们的喜好影响了我们的表演特色。要说专业水平，重庆那边的演员大多受过正规训练，基本功扎实，确实更胜一筹。

后来胡宗南的部队攻打延安，形势变得很危急。阿甲和剧团成员都被安全转移到了绥德。但没过多久，延安那边又来信让剧团回去。可才过了几个月，局势再次紧张起来，剧团不得不再次撤离。

当时中央组织部安排延安评剧院由华北联大的成仿吾负责管理，阿甲和剧团成员们从延安启程，途经晋西北前往河北，边走边为沿途群众表演节目。

队伍抵达西柏坡时，中央领导都驻扎在此。陆定一和肖山同志特意来慰问剧团的同志们。陆定一强调："延安评剧院的主要工作就是推动戏曲创新，多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，带动传统戏班一起进步。"

后来，阿甲和评剧院又去了河北正定，加入了华北联大。虽然华北联大挂着军事编制的名头，每个系算一个中队，但剧院主要任务还是给大家表演节目。

延安时期是京剧艺术发展最活跃的阶段。当时京剧主要发挥两个作用：一是对传统表演形式进行创新改进，二是通过演出为抗日救国运动做宣传。

二是演了一段时间的传统戏曲，丰富了延安干部、群众和中央领导的文化娱乐活动，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。

他们新编了《逼上梁山》《三打祝家庄》等历史剧，为京剧艺术指明了新的政治方向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阿甲担任了中国京剧院的总导演和副院长职务，大家熟悉的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就是由他亲自编排和执导的。

1994年12月24日，阿甲在无锡的一家医院去世了。